2003年6月，缅甸文化部考古局考古团在太公城中心一座古代王宫遗址的土岗上挖掘出一个骠国少女的骨灰瓮，骨灰瓮里发现了螺纹形铜铃铛，此后在附近地区的考古挖掘发现了3枚古钱币以及其他一些文化遗存。经鉴定，这个骨灰瓮和3枚古钱币是缅甸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物。有学者认为，这一重大发现证实了缅甸广泛流传的“缅甸历史源于太公”的说法和中国史籍关于骠国的记述，证明太公是缅甸历史上最早由骠人建立的城邦国家。这一考古发现把缅甸古代国家起源的时间亦即文明的开端提前到公元前5世纪，在此之前，一般认为，骠国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后。

　　在缅甸早期国家史和缅甸文化史上，骠国(公元前后到9世纪)具有重要的地位，初步奠定了缅甸历史发展的核心地域、族群和文化基础。按照《旧唐书》《新唐书》的《骠国传》等中国史籍的记述和缅甸考古资料，骠国疆域辽阔，以伊洛瓦底江中下游为核心地域，东邻陆真腊(今老挝西北部和泰国北部)，西接东天竺(今印度东部)，东南有堕和(今泰国湄南河流域)，南临大海(安达曼海)，北接南诏(中国云南)，是以骠人为主的有着众多属国和部落的早期国家。公元6—8世纪是骠国强盛时期，其首都在室利差呾罗(今卑谬)，有“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见者三十二”，还有“属国十八”，缅族在这一时期也已经进入骠国疆域。在宗教方面，骠国深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

　　骠国在地域上正处于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开通的从中国四川到印度的蜀身毒道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路段，与古代中国的关系密切。公元801年，骠国派遣一支人数众多的使团前往中国，在当年11月到达南诏首府大理，12月到达成都，第二年的2月到达长安。随使团同来的乐工有35人，他们带来的“骠国乐”轰动长安，著名诗人白居易等都赋诗记之。缅甸蒲甘博物馆珍藏的第3号碑铭，正面是骠文(骠文11世纪以后消亡)，反面是中文，是研究骠国史和中缅关系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可惜至今尚未释读。

　　9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是缅甸古代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9世纪初，南诏向南扩展，南诏军队于832年攻陷骠国都城，“掠其民三千，迁于拓东(今昆明)”。到9世纪中叶，有着众多属国和部落但并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骠人国家衰落。后来成为缅甸主体民族的缅族在从中国西南进入骠国疆域后，于849年建立蒲甘城。缅族在继承骠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又带来南诏的农业和军事技术，迅速崛起。1044年缅人建立蒲甘王朝后，国王阿奴律陀经过十多年的南征北战，于1057年统一伊洛瓦底江流域，成为缅甸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古代国家，完成了缅甸古代历史和文化发展上的转型。一是在主体民族和国家类型上，从以骠人为主的有着众多属国和部落的早期国家转型为以缅族王朝为主导、王权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型国家。骠人则在11世纪以后逐渐消亡，融入了缅族和缅甸其他民族中;二是在宗教文化上，由骠国时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印度教并存，向具有缅甸特色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转型。

　　促成宗教转型的一个重要事件，是蒲甘王朝在征服深受南传上座部佛教影响的孟人国家后，把大批佛教僧侣和上座部佛教经典带到蒲甘，并且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大力提倡和支持上座部佛教，使得蒲甘成为缅甸甚至中南半岛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蒲甘王朝广建作为佛教象征和修习、传播中心的佛塔寺院，仅在首都蒲甘周围大约40平方公里的地区，就建造了4000多座寺院佛塔，保存至今的尚有2000多座。许多大型佛塔寺院如瑞喜宫塔、阿难陀寺、他冰喻寺等，规模宏大，历时数十年才建成。蒲甘王朝将上座部佛教与缅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纳崇拜、缅族的民族语言缅语相结合，使得上座部佛教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并逐渐成为缅甸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文化。

　　在之后近800年(1044—1824年)的缅甸历史上，蒲甘王朝确立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模式，成为缅甸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缅族建立和发展的中央集权王朝(蒲甘王朝，1044—1287年;东吁王朝，莽应龙建立，1531—1751年;贡榜王朝，雍籍牙建立，1752-1885年)是统治全缅甸的国家政权模式。其二是具有缅甸特色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另外，印度教在缅甸宫廷和文学艺术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影响。

　　缅甸历史文化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即多民族、多文化的特点，在蒲甘王朝解体后的分裂时期得到明显展现。分裂时期的缅甸，三分天下。在北部以今曼德勒为中心的地区，掸族(与泰国的泰族、中国的傣族是同源民族)一度居于统治地位，14世纪后出现以缅族为主、掸族上层参与的阿瓦王朝;南部孟人势力复兴，孟人建立的勃固王国佛教兴盛，15—16世纪初成为缅甸甚至中南半岛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西部则有若开族的王国，王国的统治者那罗弥迦罗在1430年从孟加拉带着穆斯林随从回来，在末罗汉建造了缅甸最早的清真寺——萨迪卡清真寺，该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在若开传播的中心。缅甸山区的众多民族，也各有其文化传统。

　　缅甸历史文化的发展也与其同周边国家的交往密切相关。从公元前后到19世纪的历史来看，古代缅甸与中国的关系更为持久、更具有连续性。两国交往主要经由南方丝绸之路的中段滇缅道沿线。唐代骠国使团是经滇缅道入四川再到长安，蒲甘王朝与大理国发展了密切的交往并且通过大理政权与宋王朝发展关系。蒲甘王朝以后，缅甸历经分裂时期、东吁王朝、贡榜王朝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元明两代和清朝前期，此时的中缅双方发展了更具有连续性、更加密切的关系。

　　在政治关系上，元明清时期中缅之间频繁的使者往来，滇缅道是必经之路。据《元史·本纪》《元史·缅传》《新元史·缅传》所载，自至元八年(1271年)到l338年的67年间，元朝遣使缅国10次，缅国入贡、遣使至大都有30次，均通过陆路往来。19世纪之前(甚至此后)中缅关系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离不开滇缅古道。

　　在双方更加频繁的民间交流中，滇缅道中缅边境各族人民“檐相邻而同井饮，籍虽两国之民，居处难分”。滇缅边境地区商业贸易兴盛发达，出现“估(贾)客云集”“商贾辐辏”的盛况。除从事商业活动外，缅甸华人还从事宝石矿、银矿的开采。在阿瓦、八莫、孟拱等城市和矿区，形成了华侨聚居的街区，有的称为“德由谬”，即中国城。缅甸华人与当地居民在社会经济上具有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缅不仅在官方的朝贡贸易关系层面，而且在民间社会经济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但是，英缅战争的爆发打断了缅甸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使得缅甸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直到1885年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缅甸历史文化与中缅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886—1948，其中1942.1—1945.5缅甸被日本侵占)，对缅族聚居的伊洛瓦底江河谷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来自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纷纷进入克伦族、克钦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传教，而大批印度穆斯林则进入缅甸南部沿海地区，缅甸宗教、文化更为多样、复杂。中缅关系方面，中国南方与缅甸沿海地区之间的海路贸易和滇缅公路的开通，使得双方经济文化往来更为便利，华人华侨以仰光、曼德勒为中心，遍布于缅甸南北各地。

　　（作者：贺圣达 单位：安博体育（中国）官方网站,ANBO S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