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大学期间所学的专业为历史学，进入我院工作后一直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您为什么从历史学转到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

　　郭家骥研究员：的确，我在大学学的是历史学，对中国近代史有着浓厚兴趣，毕业论文写的还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题目。大学毕业前半年，也就是1983年1月，由时任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杜玉亭，带领我们云南大学历史系79级的同学到基诺山进行毕业实习调研，使我对少数民族有了直观感受和深刻印象。然而尽管如此，我对历史的兴趣仍然不减，所以1983年7月毕业分配到安博体育（中国）官方网站,ANBO SPORT工作时，我主动要求到历史所继续从事历史研究，曾赴腾冲对其近现代史进行过调查。正是在腾冲，我先后调查了地处滇缅边境地带傈僳族聚居的黑泥潭村、明光村和胆扎村，对跨境少数民族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初步接触了滇西抗战史和腾冲著名的和顺侨乡史。调查回来向当时已经主持省社科院工作的杜玉亭副院长汇报，他认为在云南，民族学研究，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现实问题的研究，才是更有价值、更能出彩的研究方向，受其影响，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一年后便要求调到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我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漫漫旅程。

 

　　问：长期以来，您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成果丰硕，您能和我们分享下您的研究方法吗？

　　郭家骥研究员：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让研究工作事倍功半。在长期的田野调查实践中，我逐步摸索形成了一套自认为是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这套方法包括思想性方法和技术性方法两个部分。思想性方法包括：

　　整体性研究方法。这是人类学文化整体观的必然要求。文化整体观指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内部的结构和层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局部和单元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体的变化。因此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可以将其分解成若干局部和单元，但最终都必须将其整合起来获得全面认识，切记不可以偏概全。

　　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方法。人类学研究问题都是从现状着眼的，强调田野调查以求弄清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但是，任何现状都是历史演变形成的，任何事物都有来龙去脉，只有将历史与现状、历时与共时、纵向与横向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有历史纵深感的丰满认识。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人类学研究问题都是从微观入手的，强调对微型对象如一个村落、一个社区做解剖麻雀似的精细分析和剖析，使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就像在显微镜下面精准地呈现出来。但这样的村落和社区必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能够为阐释一般理论做出贡献，才是有意义的。为此，微观对象和问题就必须与宏观理论紧密结合起来。

　　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方法。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人和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主体，人类学工作者亦即人类学家则是客体。主位研究法是由文化主体自己阐释自己的文化，客位研究法是由人类学家阐释他者的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对他者的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就是文化客体向文化主体学习的过程，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向人民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客体以跨文化的眼光启发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主体与客体、主位与客位互动交流而获取真知的过程。因此，人类学工作者对他者的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过程。

　　技术性方法具体可分为3个方面15个步骤：

　　（一）预研究

　　1、根据学术理论建设、社会发展需要、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以往的积累，慎重决定研究选题。

　　2、尽可能收集与研究选题相关的理论著作和二手资料，进行认真阅读和消化。

　　3、拜访对此问题有先期研究的相关学者和熟悉情况的实际工作者，虚心向其学习和请教，以期得到点拨和指教。

　　4、预考察。在正式进行田野调查之前先到与课题研究相关的区域进行范围较大的预考察，其主要目的有三：一是通过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和自己的亲身观察，选择、确定能为研究选题提供材料和答案的田野调查点;二是通过预考察形成初步的研究假设和研究思路;三是通过预考察拟定初步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提纲。

　　5、选择多个田野调查点。鉴于云南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必然涉及多个民族和多个区域;即便是专门研究一个民族，要获得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也要涉及这个民族下面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多个族群(支系)，仅靠单点民族志材料已经很难说明问题，而必须依靠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族群分别代表不同类型情况的多点民族志材料的支撑，才能获得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因此，预考察应在较大区域范围内选择和确定多个民族志田野调查点。

　　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以上5个步骤并不需要刻板地按照顺序从1到5依次进行，其顺序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任意调整的。实际上，有过多年研究工作经历的人都知道，纵向下达的研究课题都是先确定研究题目然后开始研究工作，从1到5依次进行就是完成这类课题所必须的。自己申请的或是横向的研究课题顺序就会倒过来，大多是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才最终确定研究选题，这样第1个步骤就变成了第5个步骤。

　　（二）田野调查

　　1、在开展田野调查的县、乡、村，召开多种层次的干部群众座谈会，大体了解各方面情况。召开多种利益群体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倾听各方面诉求。

　　2、双向参与。一方面按照传统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自己作为研究者参与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与村民同吃、同住和共同生活;另一方面应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简称PRA)方法，动员村民参与到自己的研究项目中来，与村民一起共同研究。

　　3、应用PRA工具，绘制多种直观的社区图表如社区图、社区资源图、社区环境资源变迁图、不同性别的社区资源利用和流动图、大事记表、农事历表、不同性别的季节和日常活动分工图、分析问题因果关系的根状图、树状图等。

　　4、结构访谈。按照在预研究基础上设计好的研究框架、调查提纲和调查问卷，向村民进行一问一答的访谈，这是获取全面调查资料的重要环节。

　　5、半结构深度访谈。选择社区关键人物如村社长老、宗教领袖、村长、妇女主任、生产经营能手和弱势群体代表等，就调查和观察中发现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层层递进、追根究底的深度访谈，这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最重要环节，是学习和掌握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手段，是未来撰写田野调查报告时进行文化“深描”的基础。

　　6、开放式访谈，即在茶余饭后的休闲时光与随便任何人进行海阔天空的随意聊天，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是田野调查的重要补充。

　　7、多点民族志调查，即在所选定的多个田野调查点，均按照上述方法对每个点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三）撰写调查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首先，在认真阅读、消化、吸收调查资料和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调查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其次，补充调查。凡有田野调查经验的人都有体会，正式的田野调查准备得再充分，做得再完备，也总有疏漏的地方，这些疏漏往往要在动手写作调查报告时或在写作过程中才会发现，于是，补充调查就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田野调查研究报告诞生的重要一环。

　　最后，根据补充调查材料对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做修改完善。

 

　　问：在您的学术研究中，扎实的田野调查和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而以应用研究见长是您从事学术研究的两个突出特点。您能和我们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思考吗？

　　郭家骥研究员：扎实的田野调查和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的方法确实揭示了我学术研究的两个突出特点。就像我从历史研究转向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一样，我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而以应用研究见长的特点，也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我从历史所调入民族学所，立即就参加了杜玉亭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内容就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就等于是从原来属于基础学科的历史研究，被动地转入到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应用研究。后来，随着田野调查的增多，少数民族极度贫困的生活给我带来了强烈刺激，我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个民族学学者，不应该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应该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做点事情，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发展文化。于是，我主动调整研究方向，主动申请应用研究课题，逐渐就形成了以应用研究见长的学术特点。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老先生以“志在富民”为终身学术追求，直到耄耋之年仍然在“行行重行行”，为边区开发、小城镇建设和全国一盘棋发展，殚精竭虑，贡献智慧和力量。先生晚年创作的似乎是属于纯基础研究的成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是为科学认识今天的全国民族关系而服务的。我没有费先生那么大的志向，当然更没有费先生贯通古今中西的大师才学，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努力向大师学习却是必须的。梁漱溟先生晚年曾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这个世界会好的。基于这个认识，我认为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为科学地认识世界服务的，而科学认识世界的自然结果，就是推动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基础研究也就自然转化为应用研究了。因此，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为着让世界或者说是让社会变得更美好而进行的，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

 

　　问：您曾经接受采访时说过“人类学家、民族研究工作者恐怕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职业了。我们可以不停地走，不停地‘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万人谈，这种工作真是其乐无穷！”您能给我们再简略地谈一下您对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生涯的认识吗？

　　郭家骥研究员：这段话是10多年前讲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现在一些城市里面长大的年青的人类学、民族学博士、硕士，对田野调查有一种畏惧感，他们只看到了田野工作的“苦”，而没有或较少体会到田野工作的“乐”。的确，当你在田野中长时间不能洗澡，长时间没有荤腥、长时间孤独奋斗时，你会巴不得马上返回城市来享受现代文明。但是，当你在城市中按部就班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又会觉得城市生活太乏味太无聊而想尽快重返田野，这其实就是人类学家对田野工作有苦有乐，既讨厌又热爱的复杂体验。前几年，我在报纸上看到贾平凹说作家的工作堪称“神工”，亦即是神仙干的工作。作家一年到头只干三件事，一是采风，二是读书，三是写作，三件事都是既高雅又好玩的事，难道还不是神仙干的工作吗?我想，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专职研究人员不也是“神工”吗?一年到头的工作也就是调查、读书、写作三件事，而且还是政府发着工资养着你去干这三件事，难道还不是一个天下难找、世上难寻的神仙职业吗?当然也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了，同仁们，让我们且行且珍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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