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漫漫岁月里，古老高原的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博大的农耕文化——耕稼穑、养桑蚕、织衣帛、制陶鼎、造文字、制音律、占日月……她们散落乡野，却刻录着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积淀着人们的深层精神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云南哈尼稻田所在地，农村会唱《哈尼四季生产调》等古歌、会跳哈尼乐作舞的人越来越少。”他强调，“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教诲正成为云南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的强大推动力。最近，我省出台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深刻阐述了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了我省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的目标任务，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

　　如何保护传承好农耕文化，留住乡村的魂与根?路径是什么?目标怎样实现?听听有关专家学者的解读和建议。

　　价值

　　“七彩云南”最厚重的底色

　　省委农办社会处处长尤石和认为，就“农耕”词语的文化内涵而言，“农”是功能，“辟土殖谷曰农”，其动机首先是扩大农产品来源。“耕”是方式，其首要目的是提高生产率，“耕”不仅仅局限于土地耕作，应理解为生产。农耕经济一旦形成，就要不断完善其自身的组织功能和社会形态，也会不断创造、传承、发展属于自己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品格。我省农耕文化门类众多、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样性、包容性、稀有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农民无法割舍的精神命脉。

　　近年来，我省在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上不断探索，成效明显。

　　——出台颁布多个地方性法规，开展立法保护;进行资源普查，开展抢救性保护。在初步查明我省各民族文献古籍有10万余册(卷)，口碑古籍上万种的基础上，近5年来，平均以每年征集入库1000多册(卷)古籍珍本和善本的速度加快抢救步伐;

　　——建立传承基地和保护名录。建立起阿诗玛创世史诗、彝族海菜腔、傣族制陶、藏族锅庄、白族扎染、傈僳族民歌等传承基地，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民间艺人3716人;

　　——建设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展整体性保护。全省有66个少数民族聚居村寨被确定为“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原生态保护;

　　——文化与产业融合，开展生产性保护。对一些群众基础好、有市场前景的传统技艺，进行开发性保护。如，鹤庆县新华村铜银制作、建水紫陶烧制、迪庆尼西黑陶制作、马关阿峨村版画、石林阿着底村刺绣等走入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同时，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创作出的《云南映象》、《丽水金沙》、《木鼓欢歌》等一批反映云南农耕文化和民族风情的代表性文艺作品，同样收获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赢。此外，强化宣传展示，进行活态性保护;采取抢救、修复、加固等措施，保护特色民居，开展本真性保护……多形式、多途径的保护传承，让云岭大地的很多地方还较完整地保存着祖先遗留下来的生产技艺、耕作制度、习俗、礼仪、节庆、服饰、语言、歌舞、建筑等特色鲜明的云南农耕文化。

　　现状

　　生存空间逐渐萎缩

　　毋庸讳言，我省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丰富的农耕文化宝库在各种现代因素的冲击下，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显，保护延续的现状堪忧。

　　“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逐渐萎缩，部分农耕文化遗产和呈现形式快速消亡，传统村落整体风貌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意见》在深刻阐述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直面问题，切中要害。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等专家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我省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困难问题主要是：

　　首先是保护意识不强，有些农耕文化在无声无息中消失。认为农耕文化只代表过去，而没有认识到一种文化现象一旦消失，与其相互依存的独特珍稀物种、生产技术、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也将随之消亡;不能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急功近利等问题，造成缺乏规划与控制的“破坏性开发”，导致有些地方“经济起来了，农耕文化渐渐消失了”。

　　其次是财政资金投入不足，不少保护项目难以实施。虽然有专项资金投入，但与邻近省(区)相比，投入相当有限，且使用分散，导致一些亟待保护的农耕文化难以有效开展和组织实施。

　　三是传承人队伍青黄不接，加速了农耕文化传承的中断。“由于大量乡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一些乡村出现‘空巢’现象，很多乡村年轻人对农耕文化日益陌生，传承人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比较突出。”杨福泉说。

　　专家调查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村民，几乎不会唱本民族的古歌、古调。《哈尼四季生产调》是用古哈尼语演唱，与现在的哈尼语有较大差异，如今能听会唱的人越来越少。在有600多人的元阳县新街镇土锅寨村，能完整演唱四季生产调的人，90年代还有20多人，现在只有8人，且年纪都在50岁以上。此外，在民族自治地区的不少民族聚居村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不会说本民族语言，有的民族语言甚至有消亡的危险。

　　再就是，开发利用方式不良，农耕文化被稀释或变味。为迎合“市场”需求，过度改造和包装农耕文化遗产，导致一些文化遗产变味。传统民居的保护现状也不容乐观，壮族人口最多的广南县，传统壮族民居只有20%保存下来，完整保存的村落不到10%。

　　长期跟踪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史军超坦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省部分农耕文化遗产呈现出碎片化、孤岛化、空巢化的趋势，有的甚至在快速消亡。”

　　对策

　　把根留住让叶常青

　　“如果离开农耕文化，割断血脉，就会迷失自我，丧失根本。”在史军超看来，云南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丰富、多样、独特的农耕文化正是“七彩云南”不可复制并具有标识性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身份，是其恒久魅力的内核所在。

　　“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仍具有现实意义。”杨福泉认为，保护农耕文化就是保护各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走向未来的文化根基。

　　史军超介绍，一些国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遗失了不少农耕文化之后，才开始留恋和警醒。他认为，当前农村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意见》的超前部署和谋划非常及时。

　　《意见》立足我省农耕文化的特色和现存形态，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民参与、开放创新、分类指导、合理扬弃、资源整合”的保护传承原则，为我省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定下基调。

　　同时，《意见》更着眼于到2020年基本建立重点突出、布局合理、

　　度完善、规范有序的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格局的目标，提出，全省将实施“濒危农耕文化抢救、保护与传承示范、保护利用基础设施、传统村落保护、乡村记忆、特色产业发展、艺术精品创作、农村基层文化推进”等8大工程，将农耕文化的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紧密结合，“让农耕文化浸润的村落，成为人民可以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

　　专家们认为，农耕文化蕴含内容极其丰富，既有有形、实体可感的农耕文化遗存，也有无形、抽象的农耕文化遗产。因此，在保护传承中应充分尊重农耕文化发展变迁的客观规律，分类保护、多样传承。

　　对已经成为历史记忆，可存在于博物馆，或将其艺术化、仪式化;对极其濒危的，仍然有存在价值的，要抓紧抢救、激活、保护、传承;对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进行深入研究和阐发，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

　　杨福泉认为，应通过多种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方式，来促进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让农耕文化成为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和创新的重要动力。并以此实现村民就地就业和吸引外出务工的村民回乡创业，留住乡愁，建设可以守望的美丽乡村和精神家园。

　　把根留住，叶才能常青。“多样化探索农耕与文化、与产业的融合，用市场的力量激活珍贵的农耕文化遗产，兑现其文化价值，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才有持续的动力与活力。”省文产办产业规划处副处长王中秋说。近年来，我省在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不断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之路上，不乏可圈可点的典型。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文化户，闯出了农村演艺业走市场的新路子;丰富的农村民族民间工艺品，成为农村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文化名村名镇休闲旅游，成为不少乡村的支柱产业。目前，已成气候的鹤庆县新华村铜银器制作、剑川县狮河村木雕、马关县阿峨村版画、大理市周城村扎染、石林县阿着底村刺绣、腾冲县荷花村玉雕等，这些都为后来者提供了鲜活的样本。此外，白族“三月街”、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以及哈尼族的“长街宴”已成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活动项目，我省农耕文化开发利用，前景可期、潜力巨大。

　　“农耕文化的主人是农民。”史军超认为，农耕文化的薪火相传离不开农民和乡村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增强大众特别是农村群众保护传承农耕文化的意识。“如果村民都不知道自己身边文化的价值，不认同、不热爱，保护传承农耕文就没有了根基。”因此，要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保护机制，同时创新政策制度，调动农民参与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积极性。

　　专家们表示，要充分整合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乡村建设、古村落保护等各方面的政策和资源，把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纳入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让云岭山乡的村村寨寨始终留住农耕文化的根。

　　路径已经清晰，时间不容等待，保护传承云南农耕文化必须只争朝夕。

　　延伸

　　云南农耕文化丰富多彩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文化格局中，云南虽远离中原，但又位于中南半岛的北端，成为中国文化交汇区，多种文化资源在这里共生共存。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农耕文化在彩云之南被完整地保存和存活下来。

　　在我省农村，仍存留着许多现代社会难以见到的原始宗教，主要有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魂灵崇拜、祖先崇拜、保护神崇拜等。同时，云南是我国民族成分最多的省份，因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居住条件不同，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寨不同俗”的格局。不仅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服饰，而且同一个民族由于支系不同、居住地各异，也形成特色各异的服饰特点。如云南哈尼族28个支系，服饰就有一百多种。民居类型多样，不但干栏式、井干式民居建筑及土掌房在内地极为少见，即便是木构架的土砌、石砌、砖砌的瓦顶房庭院，也与内地类似的民居风格迥异。

　　此外，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哈尼梯田文化、普洱茶文化、大理渔文化等，都弥足珍贵。在广袤的红土地上，如今仍有不少保护传承完好的农耕文化，堪称范例。如：

　　——红河哈尼梯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南岸的梯田集中区是公元8世纪至今亚洲海拔跨度最大、规模最广阔的稻作文化区之一，是云南人民适应山地环境和多样性气候特点的智慧结晶。其灌溉稻作梯田系统在唐代至清代的千余年间逐渐成形，是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扩展和持续发展的一个独特缩影，持续至今仍充满活力。

　　——广南县传承两千多年的“官撒种”民俗。每到农历三月初三，广南县民间会举行“官撒种”春耕播种仪式。仪式连续3天，分为接种、护种、祭种、撒种、赐种、抢种等步骤，寓意敬畏大地之母，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撒种”始于西周时官方在农历三月初三举行的传统春耕祭祀活动，春秋时，孔子将这一活动称之为“籍田礼”，后传入南疆壮乡被较好地保存下来。

　　作者：张锐 张文峰